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指控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案在招生中涉嫌种族歧视案已经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近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两起涉及种族与大学招生问题的重大案件中，听取了近四个小时的辩论，这期间，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但这些时间花的值得，因为辩论让人们更加了解那些相信种族歧视必要性的人，暴露出他们身上存在的一些丑陋真相。大法官们正考虑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行为提出异议，尤其是它们非法歧视亚裔美国人、偏向其他种族的行为。2003年，在“格拉特诉博林格案”（Grutter v.Bollinger）中，最高法院支持高校可以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从而以实现生源多样化。当时的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还在该案中写过一段著名的话，她说25年后，大学或许不再需要利用种族因素来实现多样性。19年以后，今天的大法官发出灵魂拷问：种族偏好何时才会结束？哈佛大学辩护律师塞斯·维克斯曼（Seth Waxman）坦言，该校正努力让未来实现“种族中立”，至于何时才会结束种族偏好，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美国副总检察长伊丽莎白·普莱洛加（Elizabeth Prelogar）也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辩护律师，她明确表示，将格拉特案解读为最高法院已经提出了时间表，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她指出，只要学校对多元化的兴趣“令人信服”，它们现在这种利用种族因素的方式可能就会延续。这显然意味着，未来数年，学校招生过程中仍将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任何人但凡对当今大学的管理者有所了解，但凡知道这些人认为种族主义已是美国社会中的“系统性”问题，你就会明白，学校的种族偏好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你认为美国从根本上就带有种族主义，那么你会觉得按种族进行歧视永远都是正当的。现任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几乎明确地说到了这一点，因为她表示，美国依然存在“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她的依据是社区和学校仍有种族隔离现象。按照她的逻辑，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存在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就会是合理的。维克斯曼试图为哈佛大学利用种族因素的做法辩护，他说这只是哈佛在判断该录取哪些学生时用到的众多“提示”之一，就好像学生是否是校友子女，或者是不是运动员。这难道不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种族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吗？首席大法官小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 Jr.）问道。“这一点我的确承认。”维克斯曼说。罗伯茨又说，“那我们就是在说，种族是哈佛招生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维克斯曼说是这样，就好比某一年哈佛管弦乐队需要一名双簧管乐手，正好今年的申请者中有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一种“招生提示”。接下来，罗伯茨说了一段或许会被铭记的话：“美国不是因为双簧管乐手而爆发’内战’，我们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而打的一场’内战’。”在这场四个小时的辩论中，人们还清楚地看到一点：对于法院在评估种族偏好时必须进行的“严格审查”，“多样性”已成为绕开这一审查的万用词。多样性似乎可以服务于学校的任何目的，而很多时候它都沦为了种族主义的托词。假若多元化标准可以继续成为歧视的正当理由，那么现实中，下级法院几乎任何时候都唯有顺从大学的意见。如此一来，今后涉及招生过程中的种族问题时，学校将基本脱离司法审查的范围。尽管从口头辩论中无法确切得知最高法院将如何裁决案件，但多数大法官对种族偏好的怀疑态度已是显而易见。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美国历史表明，种族歧视极具危害。在2003年的格拉特案和1978年的巴基（Bakke）案中，最高法院对种族歧视的容忍是错误的，但至少它当时提出了某种期限。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想要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们想进行种族歧视多久就进行多久。然而，最高法院或许会告诉它们期限将至，这既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美国实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法庭辩论中，平权行动并不是唯一被提及的有争议的招生做法。控辩双方还还讨论了传承录取偏好，即在录取中优先考虑校友子女的做法。《洛杉矶时报》曾发表评论文章，指哈佛将“申请人的父母是否该校旧生”列为其中一个招生指标。文章称，2010年至2015年，哈佛传承生（即校友子女）入学率达到34%，非传承生入学率只是6%。父母中间有一位是哈佛校友的话，学生获录取的机率是非传承生的6倍。两位家长都是哈佛毕业的话，申请人更加有优势。“优待校友子女”机制显而易见有利于白人，2010至2015年间获取录的白人学生中，逾五分之一是校友子女，比例多于亚非拉美裔的总和。哈佛优待校友子女的倾向，较歧视亚裔生更明显，偏偏得不到应有关注。如果哈佛确实注重营造多样化的学习环境，那么哈佛以及其他顶级名校应该摒弃现行的传承录取偏好，提升不同阶层学生的入学机会。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大法官表示，“一所大学可以考虑和重视其申请人其他所有背景和个人特征，但他们并不能将种族纳入考虑范围。”她担心，“在我看来，这可能造成的平等保护问题将超过实际所能解决的。”她列举了一个假设的案例，涉及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两名申请者。（杰克逊刻意回避了母校哈佛大学的案件）：“第一个申请者说：‘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从南北战争开始之前，我的家族几代人都住在这里。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将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第五代毕业生。我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并且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就读这所大学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通过上这所学校来体现我家族的传承。’第二个申请者说，‘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从南北战争之前就开始之前，我的家族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区。但他们是奴隶，从来没有机会进入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我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就读这所大学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通过上这所学校来纪念我的‘传承’。’”杰克逊大法官对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律师说，“根据我的理解，在你们所倡导的不考虑种族背景的录取规则下，两位申请人所讲诉的家庭往事及其作用将体现截然不同的录取机会。前者的家庭背景将作为一项录取考量因素得到校方的权衡和重视，而后者的背景，由于很多方面关乎自己或前辈的种族，则完全无法得到考虑。”她的基本论点是，所谓的校友子女偏好，至少是那些延续数代人的偏好，压倒性地向白人申请者倾斜。显然，戈萨奇（Neil M.Gorsuch）大法官同意她的观点（不是在于平权行动，而是校友子女偏好）。他提出另一个假设。“我想问你们一个关于量身定制标准的假设，因为我们在这里涉及审核严格的招生领域，大学必须证明其标准系量身定制，种族考量是量身定制的。多样性是你们向我们强调的逻辑依据。大学还有各种其他加分因素，例如校友传承、捐赠者子女、壁球运动员等等。我们还了解到存在一些满足（大学）特定需求的加分因素。我猜，比方说，一所大学，那种不差钱的大学，完全可以取消那些有利于富有白人家庭孩子的招生偏好，与此同时在不考虑种族因素的前提下实现多样化目标。严格审核是否对此具有要求呢？“在讨论哈佛案时，卡瓦诺（Brett M.Kavanaugh）大法官与负责代表美国政府的副检察长普莱洛格再次探讨了该问题。卡瓦诺问她，“因此你指的是一项毫无种族偏好的替代方案，那么法庭就有理由让你们取消传承、捐赠子女偏好等因素，要是你可以获得充分的......来满足多样化目标，用你的话来说，通过这些举措来实现没有种族偏好的录取。我说的对吗？”她回答道：“是的，没错，卡瓦诺大法官。”立即教育改革组织的高级政策分析员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饶有兴趣地旁听了庭审。他近期撰写严厉批评传承录取偏好。报告指出，“在大学录取过程中，传承录取偏好为校友子女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这代表了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一个经典范例，因为多数该政策的受益人是白人，而有色人种或中低收入背景学生更有可能是其家族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一个多世纪以后，传承偏好政策早该被摈弃！如果最高法院禁止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那么绝对有必要同时终止传承偏好政策。“位于东海岸的高校多采用优待校友子女的录取政策。虽然多数该类大学为私立高校，但报告指出，约八成弗吉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均采取上述政策。如果最高法院最终禁止招生平权，众多提供传承偏好的高校将受到最大冲击。虽然"我们或许会看到戈萨奇大法官出具协同意见书（concurring opinion）来推动取消传承偏好政策"，但墨菲认为最高法院不会就该问题作出裁决，不过墨菲补充道："与此同时，如果法院要求大学不能再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我不知道任何大学校长或校董会成员还会保留传承录取偏好，就是为了不丢人现眼也得取消这个政策！“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四年级生克里斯托夫-贝克（Christoph Baker）是该校一个反对传承录取团体的创始人，他表示自己注意到"围绕传承录取的讨论更多聚焦于社会经济而不是种族问题。我们必须牢记，当年启用传承偏好政策是为了将犹太人和其他欧洲新移民拒之门外。尽管如今依然歧视有色人种和新移民，但由于其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影响，该政策似乎触怒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贝克还指出，"我相信虽然人们更多地种族角度关注平权行动，这种通过社会经济角度聚焦传承录取是自然发生的。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因为社会经济不平等引发的愤怒填补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鸿沟。尽管高校在承受压力方面表现出色，不过对于传承录取存在的合理性，日益增多的证据使得他们很难给予公众甚至自己一个合理的交待。“部分（过往）传承录取的拥戴者的观点也在改变，即时招生情报（Enrollment Intelligence Now）组织联合创始人马撒（Robert J.Massa,）表示，"我无法看出取消传承录取可以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率，因为被耶鲁婉拒的该校传承申请人获得杜克的录取。也就是说，由于全美70余所最具选拔性的高校均无法证明传承录取的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取消对校友子女的优待将成为全行业的标准实践。“由于在全国70多所最具选择性的院校中，越来越难以证明遗产录取的合理性，我们有可能看到它的取消成为全系统的标准做法。"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布莱恩·沃尔什（Bryan Walsh）表示传承录取有损大学招生乃至危及美国社会的公正公平。沃尔什是一位记者、作家和孩子的父亲。他曾任《时代》杂志编辑和驻外记者。他也是畅销书《末日》(End Time，关于生存风险和如何应对世界末日）的作者。他写道，我个人在普林斯顿（我父母均非普大校友）的学术体验非常棒。就像很多未来的记者那样，我有幸得到一直为《纽约客》撰稿的普大1953届校友，非虚构类创意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亲自指点。但更为持久的价值并非教育，而是俱乐部的会籍资格。这种会籍资格向全社会强烈地宣示我是百里挑一脱颖而出的，即使我现在很清楚自己与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差距甚微。入场资格还意味着俱乐部其他成员会关照我，他们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除了有利于向校友募捐以外，照顾校友子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巩固俱乐部、延续精英传承、更紧密地维系学生和校友与学校间的纽带。在回应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指控时，哈佛指出，考虑传承身份“巩固哈佛学院与校友间紧密联系、鼓励校友终其一生与学校互动。”康奈尔大学校长玛莎·波拉克（Martha Pollake）2018年初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传承招生有助于“打造一个世代相传的康奈尔大家庭”。在普林斯顿，从踏足校门那一刻起，这些纽带的重要性就给我们打上深深的烙印。几乎每一次普林斯顿重大活动中，那首160年历史的校歌都会响彻校园，“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儿子也会奉献（Our sons will give while we shall live）”，歌词中的“儿子（sons）”在1987年被改为“内心（hearts）”以反映普大开始招收女生这一现实。当然，奉献（Give）肯定与金钱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你还要奉献忠诚。我和妻子有个17个月大的儿子，可以想象我给他穿的是普林斯顿连体婴儿服，即便我坚信自己当年经历的好运不该对他今后录取与否产生任何影响。2016年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半美国人认为高校不应该考虑申请人父母是否为校友。2017年，来自13所精英名校代表家族第一代和低收入学生的学生团体动员起来反对传承录取；2018年3月，布朗大学学生表决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该招生实践。家族第一代大学生本身显然无法从传承录取中获益，不过就像我儿子那样，他们的孩子总有受益的一天。尽管如此，这些学生还是站出来呼吁打造一个更为公平的体系。盖洛普调查结果在2018年致国会一封题为“必须废除高校传承偏好（College Legacy Preferences Must Go）”的信件中，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卡伦伯格（Richard D.Kahlenberg）写道：传承偏好往往被视为（高等院校）一种筹款手段，不过，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校友子女的优待与捐款金额的增长存在任何关联。大学招生做到完全地公正公平可能不太现实，但高等院校可以从废除一项为既得利益群体锦上添花，而且于本身也不存在经济利益的政策开始做起。这对所有人都会是一个更公平的交待。